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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大学毕业证书模版：欢迎订阅本网站，包括留学，毕业证，学院等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更多华人社区热点国外大学话题。“你们将拿到10篇中国高中教科书的文章样本，并协作将其翻译成英语，”去年10月，斯坦福中美学生论坛的第二天一早，会议共同主席，斯坦福政治系大四学生白磊(Luke Babich)对前来参会的38位学生代表说。
这些来自中国、美国与其它国家的本科和研究生参会代表正期待着下一个演讲嘉宾。作为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哥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下属的学生组织，斯坦福中美学生论坛（Forum for American/Chinese Exchange at Stanford，简称FACES）会请来诸如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这样的重要嘉宾，引发学生探讨中美关系问题，前一天，代表们刚刚与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讨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底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不料，当天一大早迎接他们的却是这项让人有些疑惑的“作业”。
代表们随即被分为小组，每组大多由两个美国学生和两个中国学生一同进行翻译。他们拿到的中文原文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必修课本，所选的10个话题涉及不同领域，涵盖了思想政治课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价格和市场的关系、政治权利和义务、选举方式、爱国，但更多内容侧重于历史、中美关系和政治制度——从雅典民主到殖民主义，以及罗斯福新政、冷战和朝鲜战争，到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
摘选的文章篇幅并不长，来自中国高校的参会者都具备英语能力，而美国代表们可以用地道的英语呈现翻译后的内容，因而将官方的教科书内容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任务本身理论上并不复杂。但中国学生发现，在短时间内向他们的美国同伴清楚阐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团结统一”“资产阶级自由化”背后的意涵，仍非易事。20分钟后，全场依然没有一组完成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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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参会者又收到一份英文材料——上述话题在美国教科书中的对应段落。起初代表们普遍感到如释重负。然而仅仅几分钟后，他们就意识到，这项任务不仅没有变得更轻松，反而更加艰难了，因为这些摘自美国高中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历史和美国政府与政治教材的内容，与中国教科书中同样主题的内容大相径庭。
“所以我们不但要完成翻译，还要比较美国和中国教材的异同，对吗？”一个参会者此时洞察到了我们的本意。
“假使没有翻译，我们则无异于处在言语不同而彼此隔绝的省份”。策划这场活动时，负责筹办此次会议运营的我在指导文件的开头引用了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话，但隔绝并未止于此——正如我们当天即将发现，即使有了共同的语言，从小所受的教育也俨然把彼此塑造成了不同的人。
我在江苏南京就读初中二年级时，第一次体察到了不同教材叙事差别带来的震撼。和中国所有公立学校相同，我们也采用了依据官方的课程标准所编纂的历史课本。一天，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份电子版的台湾教材——《高中历史教科书下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王仲孚主编，于2000年初版，2004年再版的）。那时正学到抗日战争，我也因此仔细留意了该书的说法——整场战争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仅仅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国民党政府军），一分抗日”。
这样的描述让我感到很不适应。根据我自己的教科书，以及小学以来的所有教育，中国共产党才是对日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互联网上的争论没能给我提供更多信息——网民不出所料地分成了两派，一派坚定认为台湾的说法夸大了国民党的功绩，旨在污蔑中共，另一派则认为中共一直在利用教育“洗脑”。
对于“中国人深受教育洗脑”的看法，许多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包括我的不少朋友，都非常反感这种刻板认知。去年9月，我刚刚来到斯坦福的迎新期间，室友一家搬进宿舍时饶有兴致地同我聊起中国的情况，我提及了中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室友的妈妈很惊讶，“你的想法好自由！我本以为你一直在中国接受教育，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一定是很正统的。”
类似的言论——中国人处在政府的信息封锁之中，对外界缺乏了解，因而思想保守——不少国际媒体以及YouTube等网站的评论栏都十分常见，而且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其呈现的语气远不如我室友的妈妈和善。
但这种看法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简单化。教科书中的记载可以分为事实陈述和观点灌输两部分，而对于任何观点，每个人都可能产生自己的判断。在中国高中和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和思想政治课上成绩最为优异的学生，未必真的认同教材中强调的观点，诸如相信教科书中所谓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和当选人数量相同，选民只可投票赞同或反对的选举形式，当前在中国各级选举中广泛运用——真的具备官方宣传的种种优势。近日，加州大学美熹德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ced)政治学者黄海峰的研究显示，学生在思想政治课中的表现与其对政府的观感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对中国一所高校1250位大学二年级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与传统看法不同，官方宣传常常并非用于灌输亲政权的态度和价值观，而是用于彰显政府维持社会控制及政治秩序的力量”，黄海峰在论文中写道。他发现，“从思想政治教育中接触了更多官方宣传的中国大学生并未更满意于中国的政府体系，而是更倾向于认为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强大有力，从而更不愿意参与政治异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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